1959年12月4日，北京城刚落下第一片冬雪。走出功德林的大门后，宋希濂裹紧大衣，与几位旧识在僻静的小茶馆坐下。窗外车声稀疏，他却忽然抛出一句：“十年前那张转进滇缅的草图，要是获准执行，局面或许完全不同。”老同学李子敬侧身低声回道：“真要那样，后患无穷。”短短对话，像钉子，把记忆钉回了1949年的西南。
1949年8月，长沙以西的山雨欲来已是公认事实。蒋介石临时授意，在川湘鄂边区设绥靖公署，又把40岁的宋希濂推到台前，命其合并鄂西、川东残余部队，数量约十万。名义是“坚壁清野”，骨子里是拖延时间。宋看得通透——对于危局，这支杂牌军不过是最后一层薄墙。
当月中旬，宋希濂抵汉中探胡宗南。两人从日落谈到破晓，灯油燃尽前，宋把三步转移方案铺在地图上：先占川南与西康山区，借其崎岖保护主力；继而分批南下会合滇西守军；最后伺机越境进入缅甸，再以部分兵力固守滇缅口岸。言下之意，就是为三十余万嫡系换取喘息的第二战场。胡宗南思忖片刻，猛地一拍桌子：“此计可行！”
只是“可行”之外，还缺一个首肯。蒋介石8月24日抵重庆，公开誓言“西南决不放弃”。25日午后，宋希濂在简陋平房的会客室陈述方案。蒋未等他说完，先用桐城腔反问：“你知鄂西为何不可丢？”随后列举抗战在四川保存有生力量的往事。宋尝试再度解释，被一句“信心比土地重要”打断。会议无结论，气压低得像雨前山谷。
宋不愿就此沉默。26日，胡宗南飞抵重庆，两人约定再入官邸力谏。28日晚灯火下，宋阐述机动防御的利弊，胡补充所部粮械数据。蒋介石捻须静听，最后抛下一句：“川滇是反攻基地，不可轻言撤走。”说罢即止，态度比先前更坚决。宋与胡对视无言，心底那点侥幸被彻底浇灭。
返回鄂西途中，宋希濂在列车包厢重画防线，却越画越灰暗。他对随员低声嘀咕：“守得住才怪，半月后大门就要洞开。”九月初，他象征性发动一次东向反击，不到三日即被解放军第15军截断退路。十月，西北野战军两个军翻越巴山，湖北、重庆通道同时告急。宋部被迫西撤，队列在山道间拖出上百里长蛇，却连像样补给都凑不齐。
1949年11月中旬，大渡河畔寒风凛冽。宋希濂意图偷渡泸定桥，被川北纵队以合围之势堵截。枪声歇尽，他脱帽请降。算上途中溃散，十万部队仅余不到三成随他一起被俘，昔日“天衣无缝”的转进设想终成泡影。
1954年6月，宋被移送功德林开始改造。空闲时，他常在破旧方格本上写回忆。1957年写到滇缅一节时，特别注明：若能提前占据孟拱、腊戍一带山口，再依仰光海运线获取美援，三十万国军可在一年内恢复战斗力。其书稿到1959年整理成册，才出现那句“后果将不堪设想”。
有意思的是，蒋介石方才也留过类似思考。1960年他在台北与旧部谈话时，坦承当年“或许低估西南要地被切断的速度”。然而历史不会倒带。对缅甸而言，一支几十万的流亡军队进入国境，不仅冲击本就脆弱的民族关系，还可能引来周边列强角力。宋希濂的“保存实力”若真落地，东南亚局势恐掀更大风浪，西南边境也难得清静。
退一步讲，即便滇缅转进成功，后勤补给仍是硬伤。美援需经海运至仰光，再溯伊洛瓦底江北上，沿途铁路稀少、雨季漫长，运输效率远低于沿海港口。再考虑滇西险山恶水，重型装备通过率堪忧。兵要吃，炮要拉，人心更要稳，一条补给线若被季风或者两颗炮弹断掉，再多雄心也是纸上谈兵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1945—1946年间，以龙陵为中心的滇西公路年吞吐量不过三万吨，尚且要动员十余万民工。若宋希濂连同胡宗南共约三十万人马聚集滇西，单粮食就需月供万吨，外加弹药、医药、衣被。算账之人稍加推演，不难发现整个设想建立在对后勤极乐观的估计上，而战场从来不赏脸。
晚年在政协文史资料座谈会上，有人好奇再次问起此事。宋希濂端茶微笑：“我是军事人，当时只求一线生机，不可能替外交、后勤全部着想。”话不多，却透出些许苦涩。毕竟，他在1949年想挽救的是一个正在崩盘的集团；十年后要面对的，则是已尘埃落定的史实。两种处境，心境截然不同。
回望那条未能开启的滇缅道路，胜负早有公论。历史并非简单的“如果……就会……”。真正的关键，在于决策时资源、民心、国际格局等多重限制所构成的“天花板”。宋希濂的方案虽显灵活，却难以突破这些限制。局势走到1949年秋，国民党西南的败局已经不是单一军事调动就能逆转。即便换一条退路，难题也会在别处以更复杂的方式重新出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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